钟南山:苍生在上

火车从内蒙古草原进入苏联西伯利亚,窗外出现的湖泊,湖水蓝得发黑。大地时而平坦辽阔,草原一片枯黄;时而高低起伏,山脊线悠长而舒缓。天气越走越寒冷,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

莫斯科到了,这是钟南山最激动的时刻。这里不仅有他妻子流下过的汗水,也有他青年时期的梦想。他的偶像保尔·柯察金让他喜欢上了这个国家。这里就是许多苏联小说描绘过的地方。他对这片土地有过太多太漫长的想象。这想象陪伴了他的少年、青年。

火车在莫斯科停留半天,同伴们一商量,决定一起去红场看列宁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列宁墓就在红场。花岗岩石块铺的广场,三面都是古老的欧式建筑,北面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面广场中,圣瓦西里大教堂洋葱式的尖塔如火炬般高擎,从那里出广场可以看到莫斯科河。东面是国立百货商场。西侧是克里姆林宫,从红墙上看得到宫内的三座高塔。列宁墓就在宫墙下,宽厚的底层,低矮的塔座,红色大理石的墙面与黑色分隔带……

这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他用俄语跟苏联人交谈,来到克里姆林宫大门口,在莫斯科河边迈步,想象着红场发生的一个个历史事件……一切都不真实了。

火车即将进入西德时,要求所有乘客下车接受检查。钟南山和同学们带的行李实在太多了。为了出国省钱,他们连手纸都带来了。现在,要把大大小小的行李全都搬下车。行李架上、卧铺底下一个个塞满的行李包被拖出来了。警犬跳上车来逐个逐个地闻。

德国警察查私带海洛因的人。留学生带了大量洗衣粉。白色的洗衣粉被误以为是毒品,他们当即被扣下。大包行李被警察拖下了火车。一个个行李袋打开了,一包包洗衣粉撕开了。警察用德语一遍遍问,用手沾了洗衣粉捏、摩,又放在鼻子底下闻。眼看火车就要开了,他们没谁会说德语。情急之下,钟南山用英语怯怯地说了一句“洗衣粉”。警察听明白了,皱了皱眉,这才放他们上车。

从西德再到荷兰,这是一个水乡泽国,平原上到处是风车和牛羊。坐船渡过英吉利海峡,10月28日,他们到达了伦敦,见到了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顺利抵达了目的地伊林学院。

留学生先要在这家学院进行3个月的英语培训。钟南山与一位搞原子能的留学生,住进了英国一位老太太家里,与她一起吃住。

在伊林学院,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过语言关。这对一个43岁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钟南山大学主修的是俄语,英语是自学的,父母成了他的老师。他学习英语,先练习英语听力,反复听磁带,有泛听,也有精听,边听边写,写了几打笔记本以后,他的听力慢慢好起来了。最关键的听力解决后,他觉得其他的就好办了。

他用英语给父亲写信,每天写一封。父亲对他的英语要求很苛刻,收到儿子的信都会在信上密密麻麻修改,指出其中的语法错误、用词不当,用红笔一笔一画修改过来,他勾出结构规整、行文流畅、表意准确的句子,有时在一旁标注上更地道的说法,然后与他的回信一起寄给钟南山。钟南山在英国两年,父亲一直这样每封信都认真批改。

钟南山在与我长谈时,说起他一生之中,压力最大的时期不是“非典”时期,而是在英国留学时所面对的困境。我问到具体缘由时,他脸上的表情露出了少有的凝重,内心涌起一种强烈的情绪,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他似有一种隐痛仍然没法完全淡忘。他说,那是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他用到了“嘲笑与侮辱”的字眼,就像今天CNN的主持人卡弗蒂说的一样,“是对华人的傲慢与侮辱,没把中国人当人”。

“他们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也有自己的医学,他们看你,就像看刚从丛林走出来的原始部落一样。有一个从巴西来的医生,因为受不了这种蔑视,气得跑回国了。巴西的医学并不落后,但在他们眼里就跟原始社会一样。”

“我不能回去,我回去没办法交代。我是我的祖国派我来的,原定好在这里学习两年,结果面还没见,人家就写了一张条,要我8个月就走人。这对一个第一次走出国门、人生地不熟的人来说,压力有多大,你难以想象!”

从钟南山走过的道路来看,他总是在逆境中奋起,走向成功。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给了他不同寻常的压力。他谈到一个人的成功时,说:“现在讲智商、情商,我看还有一条就是抗挫折商——挫商。”现在我们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也就是克服常规,创新时时遭遇失败,人要经得起挫折。

刚到伦敦不久,钟南山的指导老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就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按照我们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医生的资历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到医院进修不能单独诊病,只允许以观察者的身份查查病房或参观实验室。根据这个情况,你想在我们这里进修两年的时间太长了,最多只能8个月,超过这段时间对你不合适,对我们也不合适。你要赶快同英国文化委员会联系,考虑在这里8个月后到什么地方去……”

钟南山人还没到,老师的忠告就到了,像一盆冷水浇得人透心凉。他在伊林学院热心地联系老师,老师的回信却如六月飞雪。

1980年1月6日,苏格兰天寒地冻,雪花夹带着冷雨在天地间飘,这里似乎比伦敦阴冷多了。钟南山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他在雨雪中一路向北,从英格兰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找到了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又找到了弗兰里教授的秘书艾丽丝太太。上午9点30分,艾丽丝太太带着他走进了弗兰里教授的办公室。

弗兰里坐在办公桌前,身子微微发福,圆脸大眼,看起人来目光如炬,他的傲慢与居高临下的神态也毫无掩饰地随目光压过来。他慢慢转过身,以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走进来的钟南山,以拒人千里之外的口吻说:“你想来干什么?”

钟南山恭敬又谦和地说,我是来搞呼吸系统研究的。

弗兰里脸上有着丰富的表情,他脸上掠过一阵微妙的笑,口里不冷不热地说:“你先看看实验室,参加查看病房,一个月后再考虑该做些什么吧。”

话到这里,再待下去,钟南山就有些不自在了。自己这么远赶来,在国内拼命复习迎考,参与竞争,出国前又参加英语集训,临出远门了,家里两个孩子还小要人照料,妻子咬牙硬说不要他操心,让他安心出国进修。

千难万难终于到了学习的地方,与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几分钟就被打发了!他来的目的是来学习国外先进的医学。难道这一切都因此而化为泡影吗?!钟南山跟教授道别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血往上涌,心里有一股难言的抑郁,一直向着脑门顶冲来,让他身子一紧一紧,呼吸都急迫了。

这一夜,钟南山失眠了。他想到了中国人为什么这样被人看不起?我们真的就那么无知?中国的医学真的不行吗?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懂得用麻黄来治哮喘,而西方的麻黄素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从中国的麻黄中提取出来。明代李时珍治病就已经运用了曼陀罗花,这些阿托品类药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这个不眠之夜,钟南山想得最多的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想到8个月就要离开,他要在这期间证明自己的能力!他的血从来都是热的,他的骨血中有着常人少有的倔强!中国人不能被人歧视!

然而,事情得从最细微的地方做起。

歧视是无处不在的。钟南山到纤维支气管镜室参观英国医生做纤支镜检查时,主任瑟特罗就问他:“你们那个国家有这种设备吗?” 钟南山谦虚地说:“有。”瑟特罗边做检查边得意地说:“我已经做过300多例了。” 钟南山做过1500多例,但他没有吭声。他知道自己说了对方也不会相信。

有一次在胸科查房,钟南山遇到了一位患原发性心脏病Ⅱ型呼吸衰竭顽固性水肿的病人,英国医生已对他用了一周的利尿剂,但病人的水肿并未消,生命处于垂危中。

参加巡查病房的医生针对这一情况都在发表意见,许多医生主张继续增加一般性的利尿剂量。钟南山在这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真看了病人的病史,又运用中医辩证的观点观察了舌象,发现病人舌面干燥,无苔,深红,他判断病人为代谢性碱中毒!他提出改用酸性利尿剂治疗,以促进酸碱平衡,达到逐步消肿的目的。

有人说他是武断,光凭视觉就判断病人是碱性中毒,一派胡言;还有医生说,如果贸然使用酸性利尿剂,有可能加剧病人呼吸的紊乱,导致死亡。

弗兰里这时陷入了深思,他不时用眼光看一看钟南山,在他眼里,这是个很有信心与执着的中国人,他的目光变得有些复杂了。他指示给病人做血液检测。检测结果出来了,病人的确是代谢性碱中毒。弗兰里毫不迟疑地说:“按照中国医生钟南山的治疗方案办。”

连续三天,病人服用酸性利尿剂后,病情出现了好转,到第四天,患者中毒症状全部没有了,水肿也在消退,通气状况也随之改善。

这一件事让英国人改变了看法。他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医生。瑟特罗教授友好地对钟南山说:“看来中国对呼吸衰竭疾病真有点研究啊!”

(连载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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